四川仁寿县建强村，一个离县城30公里的偏僻小村，几天前突如其来的一则消息打破了这里的平静。连日来，大批记者赶到村里，使得老实巴交的村民们不得不相信两位同村人被绑架了。
此次发生在尼日利亚的绑架事件反映出中国农民在海外打工日趋严峻的安全问题。仁寿县是全国知名的海外劳务工输出大县，据有关部门统计，至今已有3800多名仁寿农民走出国门到海外打工，常年在境外务工的就有300余人。
一直以来，绑架是不少走出海外的仁寿农民忽视的一个问题，不少被包工头带出国外的农民工甚至根本没有接受过语言或安全方面的培训。
无疑，仁寿县农民工是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大军的代表，也成为了分析中国数十万海外务工人员安全现状的一个解剖点，我们的调查便从仁寿县开始。
1月9日，一向热闹的仁寿县劳动力市场突然冷清了许多。上午10时，在仁寿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劳务大厅内几乎看不到一个前来咨询的人。在县城的新车站旁的一家私人开设的劳务市场索性关着门，上面贴着一张告示，“接上级通知，全体工作人员到省里学习。由此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四川省是中国的劳务输出大省，仁寿县又是四川省的劳务输出大县，也是中国十大劳务输出基地县之一。全县160万人口中，农村剩余劳动人就有近60万，每年有数十万农民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务工，而且不少人直接到国外打工。对外输出劳务成为了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劳务中介一直是这里最活跃的经济行为，在仁寿县城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时常会看到一些海外劳务的小广告，就连当地不少房屋中介也都暗地里“帮”着做起了劳务中介。
对于最近劳务市场突然变冷，当地不少人都感到有些奇怪。当地一位居民说，“除了快过年的原因外，肯定也和当地的农民工在尼日利亚被绑架有关。”
其实，到海外去打工，对于仁寿县的农民来说并不陌生。当地农民早在多年前就开始了海外务工的经历，走在马路上，一提起到国外打工，不少人都会告诉记者，他的某个亲戚或朋友到非洲打过鱼或去日本种过菜。
种地收入不够交儿子学费
仁寿县地少人多，外出打工或是到海外打工成为不少农民现实而必需的选择。
今年42岁的高泽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他1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母亲将兄弟5人带大。
高泽民在家里排行老大，从小他就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在读书的时候，只要放学回家他都会“背起篓子打草”。如今，高泽民全家共4口人，分有6亩地。靠土地的收入根本负担不起孩子的学费和全家的开支，当他听说有到尼日利亚挣钱的机会后，就跟着去了。“他去那么远也是为了孩子读书，没办法”，高泽民的妻子殷玉群说。
对于生活所迫而带来的现实选择，曾到尼泊尔打工的建强村三队村民何文明有着更深的体会。今年36岁的他被不少当地人看作是一个到海外务工的农民的典型。
在出国之前，何文明还长期和李绍富、高泽民一起在全国各地做通信建设工程。“不出去讨活路不行。我结婚后分到了4亩地。如果收成好，每年能收2000斤粮食，按照市价，能拿到1300元。只有卖掉粮食，我才能买油、盐、肥料、种子，到最后，身上只能剩下不到650元。儿子上小学时，每年学费就要900元。算起来，种地的收入还不够交儿子的学费。没出外找活那时候，身上没钱，连买2元的烟都买不起，因为没有茶钱，都不敢上街。只好出去打工。”
在建强村出外务工的农民中大体也都是这种情况。建强村的村长李德君说，“由于村里每户的地都不多，而且现在种出的粮食也不值钱，要是光靠种地是肯定不行的。”
在日本种一年菜赚10万元
根据仁寿县有关部门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约3800 名农民曾到海外打工，他们足迹遍布了非洲、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主要在国外从事建筑和建设施工、打鱼、种菜工作。
在仁寿县的海外劳务输出当中，有不少人是经过当地劳动部门介绍组织去出国打工的。今年32岁的阿钢不久前从日本回来，他在日本帮人种菜。在出国前，阿钢经过整整2个月的培训，包括了基本的语言、礼仪和一些基本的安全方面的知识。仁寿县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说，“我们确实介绍组织过一些农民出国打工，但在出国前都是要进行相关培训的。”
阿钢在日本种了一年菜就赚了10多万元，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羡慕。他的一位好朋友说，“当初，我也想和他一起去日本打工的，但我没有关系。像这种当地劳动部门组织的海外输出虽然正规，但是名额有限。而且出国之前，先要花1万～2万元，此外没有关系是根本去不了的。”
在仁寿县出国务工的农民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跟着包工头走出去的，因为这种外出的方式基本上不需要交一分钱，而且也不需要特别的关系，只要能干活就行。“在建强村七队和八队有近90%的年轻人在外从事通信工程，两个生产队先后出国打工的就有几十人，全部是跟着小老板走的。”何文明说。(小老板是当地农民对一些工程小包工头的称呼。)
几十人出国小老板是领队
何文明去尼泊尔打工也是被小老板带出去的。这一段经历，他至今记得很清楚。2003年后，何文明就常跟着本地的松北公司出去打工做通信建设工程。光是他所在的建强村，就有二三十个村民在松北公司干活。
当时，高泽民、李绍富都是松北公司的人，李绍富还是该公司的主管之一。几年下来，何文明跟随着公司先后到了广州、云南、贵州去做工程，最远的一次，他还到了西藏日喀则。那时，他的工资是60元一天。几年下来，何文明存下了几千元。
2005年3月，何文明接到了一个姓谢的小老板的电话，他被告知到尼泊尔去有赚钱的机会，而且同样是做通信建设工程。“后来，我就把身份证交给松北公司的小老板了，也是这个小老板带着我们出国的。现在出国的都回来了，但护照、签证我都不知道，也从来都没见过。反正出国的事都是由小老板来办，我们什么都不用管。”
文明说，“我们反正是跟着小老板干活的。哪里有活，就去哪儿干。小老板的活儿又是从更大一点的老板那儿拉的。我们到了国外真正是给谁在干活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签过什么合同，反正有小老板给钱就行。”就这样和何文明一起被“稀里糊涂”带出国的农民工一共有16人。
被小老板“稀里糊涂”带出国的事同样发生在去尼日利亚的建强村八队的7名村民身上，这其中就包括高泽民和李绍富。高泽民的妻子殷玉群说，丈夫是从村里的一个长年从事通信建设项目的小老板李德宽处得知尼日利亚有活干的消息，而且村里去尼日利亚的几个人都是被李德宽带出国的。
对于高泽民等人的用工关系，四川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朱先生表示，高泽民和李绍富并不是公司的正式员工，双方是一种派遣式的劳务合作关系。高泽民等人是与成都市人力资源中心签订合同，属于人力资源中心的员工。四川通信建设工程公司是与人力资源中心签合同。“如果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话，‘租用’也许比较合适。用工的邀请函应该是由总承包商发给工人，然后工人拿着邀请函办理签证。一般的国际项目都是这样操作的。”
昨日，成都市和四川省人力资源中心有关工作人员都表示，从未代理过尼日利亚的海外输出项目。四川省人力资源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表示，该中心确实有“租用”人才的业务，但目前只限于国内，并且从未代理过四川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业务。
即使被人吐口水也要忍
仁寿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去尼日利亚的农民工不是由该局的劳务市场介绍出去的，目前整个仁寿县都没有企业有海外劳务输出的资质，该局所招收人员去海外打工的行为只是属于中介性质，帮有关公司招人收取一点中介费用而已。高泽民等的确切用工关系成了一个迷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由小老板带出国的农民工出国前几乎不会有任何的正式培训。何文明说，在出国之前，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讲。“在安全方面，小老板只对我们说了几句话，到了外国语言不通，不要对着人家傻笑，省得别人误会。也不要多说话，下了班喜欢打牌就打牌，不要乱走。出门是求财不是求祸。即使有人冲你吐口水，也要能忍就忍。”
但对于当地的治安状况如何，一旦遇到打劫或绑架怎么应对，小老板没有对他们提过。就这样带着几句简单的告诫，何文明等16位中国农民来到了尼泊尔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为了保证安全，在尼泊尔的几个月里，何文明没有去过任何一家娱乐场所，顶多是下了班会和三五个朋友出去吃吃饭、逛逛街。“夜总会？我没去过。说实话，看见那些外国女人就害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总会觉得和别人层次不一样，觉得低人一等。”何文明说。
吃饭睡觉都在地上
“我当时出国干的活其实和李绍富他们在尼日利亚干的活差不多，主要是挖电线桩、抬电线杆、架设电线。”何文明说。在国外工作时，有时他每天要挖二三十个电线桩坑，每个电线桩坑至少是1.3米深、40厘米宽。“一天下来，腿痛得连扶都不敢扶。有时候都顾不上一身的泥土，洗一把脸就趴在床上睡了。”
在出国前，松北公司许诺给何文明的薪水是每个月4500元，而且工资是按月结算。到了尼泊尔，文明的工资变成了按天算，每天120元左右。
如果赶上天气不好，文明就得休息，一天也就没有了收入。如果赶上加班，公司方面也会给加班工资。不舒服时可以请假不上班，公司也会给半天工钱。在尼泊尔的7个月里，何文明几乎是每天6时就起床，7时准时出门干活，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时。期间只是在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有时候赶工期一天要连续工作11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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